□陳煥然
1980年6月至1981年2月期間，我從德州地委紀委被選派到中央紀委幫助工作。40多年來，每每回想起那段時光，心中總會涌起一股暖流，那是成長的喜悅和深深的眷戀。它給予我的寶貴財富一直伴隨著我，在我后來的工作和生活中持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一
當年，我接到要派我去中央紀委幫助工作的通知時，深知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按要求我先去了省紀委，由省紀委信訪處處長從林同志向我交辦了去中央紀委幫助工作的相關事宜。她向我簡單介紹了情況：原來中央紀委恢復重建不久，人手少，面臨的工作任務十分繁重，其中一項就是處理人民來信來訪。因為信訪量過大，人手短缺，很多信件得不到及時處理。因此，中央紀委決定采取從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紀委選派干部輪流進京幫助工作的辦法。她告訴我，這次去幫助工作的地方是中央紀委信訪室，山東選派了我和濟南市紀委信訪處副處長于濱邦同志。她特地囑咐我：“小陳，這次去中央紀委幫助工作也是一次難得的學習機會，要注意向中央紀委的同志們學習，服從領導安排，圓滿完成好組織交給的任務。”談話結束后，她給我開具了工作介紹信，并交待了報到的詳細地址。
6月26日上午10時許，我提上一個裝著日常生活用品的帆布提包，乘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車。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北京，心中滿是激動與憧憬。列車在軌道上飛馳，窗外的景色飛速而退，而我的心卻早已飛到了北京。下午3時許，當列車緩緩駛入北京站，我迫不及待地走下火車，眼前的一切讓我瞬間沉醉：古老的建筑在陽光的照耀下顯得莊嚴肅穆，那紅墻黃瓦仿佛在訴說著歷史的厚重，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獨特的氣息，那是屬于北京的味道，古老而又新鮮。我站在那里，望著遠方，心中充滿了期待。我知道，這里將是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旅程，此刻，就是一個嶄新的起點。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隆重召開。在這次具有偉大轉折意義的會議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恢復重建。全會選舉陳云為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王鶴壽等為副書記，并選舉了中央紀委常務委員和委員。中央紀委恢復建立時還沒有統一的辦公地點。辦公廳、研究室等綜合部門在中南海中央警衛局大樓，案件檢查、審理等業務部門在西單北大街中央組織部辦公樓，信訪室則位于地安門東大街張自忠路7號和敬公主府（簡稱7號院）。我走出北京站，乘104路無軌電車到達寬街站下車，然后沿張自忠路向東步行大約1公里，就到了中央紀委信訪室的辦公地點——和敬公主府。
和敬公主府建于清代乾隆年間，是乾隆皇帝第三女——固倫和敬公主（1731年一1792年）的賜第。民國時期，公主府被軍閥占用，成為段祺瑞政府辦公場所的一部分。新中國成立后，府邸成為中央機關辦公場地，院內建有一棟青磚灰瓦的三層辦公樓，當時由中央紀委信訪室和中央紀委招待所共同使用。我來到中央紀委信訪室，交上組織介紹信和黨的臨時關系信。綜合處張清華同志給我安排好住宿，領著我買了飯票，她對我說：“一路上很辛苦，今天下午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上午再過來，和領導、同志們見見面，給你安排工作。”
第二天上午，我和于濱邦同志到中央紀委信訪室，與信訪室領導、各處的同志們分別見面后，被安排到了來信處工作。當時中央紀委信訪室主任是李堅（中央紀委委員、副部級），副主任有三位，分別是張順、張珉和曹思恒。信訪室下設綜合處、來信處、來訪處，綜合處長靳玉德（后來任中央紀委辦公廳主任、商業部紀檢組長），來訪處長劉錫奎（后來任中央紀委行管局副局長），來信處副處長顧敬業（后來任局級檢查員）、徐嵐（在“兩案”辦公室）。我的工作是負責辦理一個省的群眾來信，因剛來不熟悉情況，華東組組長張孝泰同志就帶著我一起工作，一周以后他看我基本熟悉了，就放手讓我獨立工作了。
當時，黨和國家正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政治領域，一方面大力推進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另一方面，認真貫徹《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以下簡稱《準則》），狠抓黨風建設，堅決糾正不正之風。各地群眾信訪的數量一直居高不下，我分管的那個省每月的來信就有幾百件。對于群眾來信，我首先要做好登記，認真閱讀來信內容，然后根據情況分別進行辦理。對反映一般性問題和不屬于紀檢工作范圍的來信，按照“歸口管理、分級負責”的原則，轉交有關部門和下級紀委處理；對反映問題比較嚴重、內容翔實的來信，按照干部管理權限，采取發函要結果的辦法，責成有關紀委進行調查處理，并向中央紀委信訪室報告處理結果；對反映中央管理干部的問題、重要的案件線索或一些突出的、傾向性的重大問題，做好來信摘報，經處、室領導審定后報中央紀委、中央領導批辦。在幫助工作期間，我提交的來信摘報，有多期得到了中央紀委領導批辦，使來信反映的問題及時得到處理。在工作中，我堅持對受理的群眾來信情況，每月進行一次綜合分析，形成報告后上報處、室領導。這一做法得到領導充分肯定，在有關會議上對我進行了表揚，我寫的分析報告還兩次被加上編者按，在信訪室內進行了印發。
二
在中央紀委幫助工作期間，有幾件親身經歷的事，至今記憶猶新。
第一件事：中央紀委就商業部部長王磊到豐澤園飯莊違規吃喝發出通報，并予以嚴肅批評。1980年7月12日，北京豐澤園飯莊青年廚師陳愛武給中央紀委寫信，反映商業部部長王磊多次到飯莊吃“客飯”，少付錢、搞特殊化的問題。負責辦理北京市來信的同志接到舉報后，及時作了來信摘報，報送中央紀委、中央領導批辦。不久，中央領導對摘報反映的問題作出批示，中央紀委責成北京市紀委籌備組調查核實，結果證明陳愛武反映的問題屬實。經查，自1977年以來，商業部部長王磊到豐澤園飯莊吃“客飯”有據可查的就有16次，以1980年吃的兩次存有的菜單的菜價計算，僅菜一項就有124.92元，而他卻只付了19.52元。對這些職高權大的“特殊顧客”，豐澤園飯莊的職工意見很大。為了糾正違反《準則》的不正之風，中央紀委就此事發出通報，嚴肅批評了王磊以權謀私的錯誤行為，對陳愛武敢于揭露問題、向不正之風作斗爭的精神，給予了鼓勵和支持。商業部黨組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王磊的錯誤；王磊也對此作了檢討，退繳了多占的飯費。《中國青年報》《人民日報》對此事作了公開報道。
此事的處理在高級干部中引起了強烈震動，出現了一些質疑之聲。黃克誠同志在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時，嚴厲地批評了這種錯誤思想：“現在老百姓對領導干部搞特殊不滿，不就是因為領導干部不自覺、搞特殊化嗎？難道就不能批評了，不能見報了？有什么不得了？輿論監督，聽聽老百姓的聲音有什么不好？”通過這一事件，我更加直觀地看到了黨中央端正黨風的決心。
第二件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簡稱“兩案”）主犯。關于“兩案”的審查處理，在中央紀委牽頭下，成立了有中央紀委、中組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解放軍原總政治部領導參加的“兩案”審理小組，并設立了專門辦公室。后來，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此案進行公開審判。審判工作從1980年11月20日開始，前后42次開庭，完成法庭調查、法庭辯論和全庭評議后，法庭于1981年1月25日宣布判決：除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群、林立果、周宇馳等6名主犯已經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責任外，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其他案件主犯也都分別被判處了長短不等的有期徒刑。每次開庭都有部分中央紀委的同志到特別法庭列席旁聽，由于來信處副處長徐嵐同志在“兩案”辦公室工作，給信訪室也送來列席旁聽票，我有幸到正義路公安部大院內特別法庭兩次旁聽了庭審，親眼見證了這場莊嚴正義的審判。
第三件事：聆聽胡耀邦同志重要講話。1980年11月14日至29日，中央紀委在北京召開第三次貫徹《準則》精神座談會。會議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精神，討論進一步嚴肅黨紀、堅決糾正黨內不正之風的問題，提出端正黨風的要求和措施。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紀委和中直部門的負責同志參加會議。山東省紀委的參會人員是副書記祝劍峰同志。會議期間，我和于濱邦同志前往京西賓館看望祝劍峰同志。這時，我接到愛人從老家打來的電話，說她已到了預產期，叫我請假回去照顧。我向信訪室領導請假后購買了11月26日的火車票。25日下午我向顧敬業處長辭行，他說：“煥然同志，剛接到辦公廳通知，明天上午耀邦同志到座談會上講話，中央紀委的全體干部都參加，機會難得，你是否去聽一下？”我也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于是跑到北京火車站將車票改簽至11月27日。11月26日一早，我們在單位集體乘車前往京西賓館，會議在京西賓館小禮堂舉行。中央紀委第二書記鄧穎超出席會議。中央紀委副書記王鶴壽主持會議。胡耀邦同志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首先傳達了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云對搞好黨風的三條重要意見：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抓，永遠抓；紀委工作會有困難，但是經過統一認識是可以解決的；必須實事求是，查清問題，核實材料，再處理問題，并和本人見面。接著，胡耀邦同志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中央紀委成立以來的工作，要求全黨要深刻認識抓好黨風的巨大意義，堅定不移地把黨風抓好，我們黨就一定能夠以更高大的形象出現在十億人民面前。他強調，各級黨組織要對照《準則》認真檢查，特別是認真糾正那些群眾意見大、最不滿意的不正之風。胡耀邦同志的講話鏗鏘有力，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感染力，我聽后深受啟發，更加堅定了搞好黨風建設的信心和決心。
三
進京幫助工作期間，中央紀委機關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對我產生重要影響，使我深受教育。剛到中央紀委機關時，看到上下級之間、同事之間互稱同志，我有一種很清新的感覺。原來在基層工作時，見到領導往往稱某某書記、部長、科長，來到新的工作環境開始時我還有點不習慣，時間長了也就適應了。對于這段經歷，我有幾點深刻的感悟：
中央紀委機關黨的組織生活制度健全。當時還是每周五天半工作制，每個周六下午是黨員活動日，黨小組成員一起過組織生活。信訪室及各處領導到自己的黨小組和大家一起學習、交流思想，中央紀委領導也不定期深入到黨小組參加活動、聽取意見。記得我所在的黨小組，中央紀委常委帥孟奇、李之璉等老領導都來參加過小組生活會。
中央紀委非常重視黨員干部的政治學習。凡是重要的文件，都及時召開全體干部會議傳達學習。按照規定，每周一、三上午是自己看文件學習的時間，每個干部可自行到辦公廳閱覽室閱讀學習文件。這其間，我還到中央黨校、人民大會堂、中央組織部禮堂等聽過專題報告。
中央紀委的領導和干部民主作風好，生活簡樸，平易近人，關心同志。有些老同志是“文革”后恢復工作才到中央紀委工作的，很多人頭發都白了，有的還穿著帶補丁的衣服。他們的工作態度一如既往，兢兢業業，待人謙和，見了面都是主動先和我們打招呼。中午用餐，無論領導還是一般干部，一律排隊在窗口買飯。有一次，中央紀委副書記馬國瑞（1915年—2005年）來信訪室研究工作，結束時正是中午下班時間，他站在樓梯口和同志們一一握手問候，等大家都走了他才離開。信訪室主任李堅（1918年—2018年）是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曾擔任過德州地委副書記。我因工作去過一次他的宿舍，一個副部級干部住在兩室的小房子里，家中只有一臺黑白電視機和一臺冰箱，家具陳舊，生活非常簡樸。60多歲了還坐機關班車上下班。信訪室的領導向下級交辦工作時，都是以商量的口氣，親切和藹，從不頤指氣使。外地進京工作的同志周末不能回家，室、處領導每次都會詢問我們星期天怎么過、有什么安排，想法給我們組織一些活動或提供便利，讓大家過得充實些。
那段歲月已過去多年，它宛如一顆璀璨的明珠，鑲嵌在我的人生長河中，散發著獨特的光芒。它不僅讓我的工作能力快速提升，更在思想上給予了我深刻的洗禮，使我經受了鍛煉，開闊了視野，學到了本領，站位高了，眼界寬了，為日后長期從事黨的紀檢監察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礎。
（作者為德州市政協原副主席、黨組副書記）